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交通工具的更新換代，呈愈來愈快之勢。人類上天入海，如今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然而不容忽視的是，當今社會似乎患上了“交通綜合癥”人們對現代交通科技的依賴性越來越強，盡管交通工具所造成的事故、災難不斷增多，盡管交通設施所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凸顯……所有這些，都將嚴重影響民眾的安全、社會的和諧。面對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種種困境，我們不能不對現代交通科技的生態倫理痛加反思。
生態環境作為一個科學概念，最早出現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其時能源工業發展如火如荼，信息技術浪潮席卷世界，世界正遭遇著生態惡化、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的重重危機。為了告誡世人、拯救世界，美國的科學家蕾切爾·卡遜率先倡導環境保護。嚴格講來，生態環境是指由生態系統和環境系統中的各個元素共同組成的大系統，是生物及其賴以生存繁衍的各種自然因素、條件之總和。其中生態系統側重人與人之間(人文生態)以及人與自然之間(自然生態)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環境系統則多強調“人類—自然”系統的整體性。生態環境史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交叉學科，其核心任務是“運用現代生態學思想理論，并借鑒多學科方法處理史料，考察一定時空條件下人類生態系統產生、成長和演變的過程。它將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視為一個互相依存的動態整體，致力于揭示兩者之間雙向互動(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變的歷史關系和動力機制。”［1］交通工具的變革，作為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自然受到生態的誘導和制約，反過來影響和改變環境，理應進入生態環境史的關注視野。
目前學界對于由技術進步引發交通工具變革的歷史，已經梳理得比較清楚、明晰了。對于近現代交通科技的社會影響以及由此引發的環境問題，有些學者也從學理的角度和哲學的高度，作了細致的分析和精到的闡述。可是對于交通工具演進與生態環境衍化二者的互動關系，則研究得很少，即便有學者偶或談及，也大多停留在現象本身和問題表面，未作深入的探討和深刻的論述。鑒于此，本文擬將交通技術的進步和交通工具的變革，置于生態環境史的視閾之中，作一番思考與總結，以拋磚引玉，就教于大家。
一、交通工具演進與生態環境衍化的互動歷史
所謂交通工具，是指為人類的出行或貨物的運送提供便利的載體或代步工具，它是對人類行走或運物能力的一種補充、拓展和延伸。交通工具作為人類行走能力和運送水平的顯示器，它的有無、優劣，直接反映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以及人類與自然的互動能力。
行，是人類生活的四大要素之一。在遙遠的古代，由于受到高山大川的阻隔，人們的視野非常狹窄，活動范圍極為有限。隨著生存技能的不斷增強，他們的活動范圍逐漸擴展開來。為了獲得更為廣闊空間的自然資源，人們對行走運送載體和媒介的需要日益迫切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交通工具應運而生了。
自古及今，人類創造和開發利用的交通工具種類繁多。概括來講，交通工具大致可分為水、陸、空三類。水上交通工具，以舟、筏、船、艦、艇等為代表；陸地交通工具主要有動物牽引的車、橇，人力推(拉)動的輿、輦，機械動力的各種車子，還有用以騎乘的各種動物等；空中交通工具則有信鴿、雁、鶻、汽球、飛機、飛船等。無論哪種交通工具，都是從最原始的形式開始，經歷了許多發展階段，才逐步完善起來。
(一)交通工具演進的生態環境誘因
1.自然力交通時代
一是腳力交通。腳力交通的出現，是古人對生存環境劇烈變化主動適應的生理進化結果。古代猿人早先四肢著地，匍匐前行，當他們從稀疏林間下到開闊草地活動時，為了及時發現猛獸而加以躲避，不得不在高高的草叢里站立起來。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生存環境由森林到草原的突變，促使人類學會了直立行走。
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原始先民在生存斗爭過程中，無任何交通工具可由憑借，往往單純依靠腳力來攀高涉險。“昔洪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于丘陵，巢于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2］540由此不難想象古人依靠腳力跋山涉水之艱辛。
人類之初，茹毛飲血。輾轉遷徙，健步如飛。但長距離的行走，往往使人身心疲憊，甚至出現生命之虞。《山海經·海外北經》記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2］284夸父尚且如此(盡管是傳說，但仍見端倪)，一般人體能有限，連徒步健走也很難吃消，更別說逾越巍峨的高山、無垠的沙漠、遼闊的海洋了。
二是人、畜力交通。畜力交通工具是人類對動物生態利用的又一成功范例。如果說馴化野生動物使之家畜化，是人類與動物關系的開端，那么，畜力交通則是人與動物關系發展的新階段。隨著部族人口數量的日益增加，原始先民居住區周圍的環境開始逼仄局促起來。此時，拓展生存空間就顯得必需而緊迫。動物的馴化、畜力的使用，可以讓人類擁有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使人類全面利用周圍環境的自然資源成為可能。
馬是畜力交通階段的重要役畜，它能夠提供遠大于人的速度與耐力，可以使人類獲得更遠更豐富的生存資源，因而也是最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此外，早期人類還馴服過其他動物(如牛、鹿、狗等)，作為乘坐工具或乘坐工具(如雪橇、勒勒車等)的動力。人類和動物共生共處，久而久之，竟對馬、牛等載運畜力產生了高度的依賴性。
2.機械力交通時代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存之本。古代的人們，本能地選擇有充足水源的地方，安營扎寨，生息繁衍。因其生產力極端低下，既無橋梁之便，也無舟楫之利，人們常會遭遇一水之隔、無法逾越的困境：“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莊子·秋水》)舟船作為一種水上交通工具，它的應運而生，是早期人類對瀕水生活環境主動適應的結果。
究其實質而言，交通工具應該是人體四肢功能在空間維度的拓展和延伸。為克服江河湖海帶給人類的不便和障礙，原始先民開始了對水性的觀察與思索。他們發現，植物的枝葉能在水面上隨風逐流；人不小心掉進水中，若能抓住漂流于水上的粗大樹干，便會漂浮而不沉。這種對浮力的樸素認識，一旦與人類的生活行為相聯系，導致水上交通工具舟船的發明與利用。
中國地理的南北分疆，劃分了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活界域。生活在茫茫草原的游牧民族，很早就形成服牛乘馬的交通習慣；南方多江河湖海，各民族的交通往來，主要依靠舟楫之便。由此可見，交通工具在演進過程中，也會因生態環境的差異，造成衍化路徑的分野。《淮南子·齊俗訓》中“胡人便于馬，越人便于舟”的古訓，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3.能源動力交通時代
人類最初行走是靠雙腿，馴服了牛、馬之后，盡管走得更遠了，跑得更快了，但騎牛乘馬，需要嫻熟的駕馭技巧，馬(牛)拉輪車的發明，使這一問題因刃而解；走的路程長了，牛、馬自然也會累，機械動力車便應運而生；1860年，法國人皮埃爾？米肖和兒子又制造出以蒸汽機為動力的兩輪車；此后，人們根據需要，不斷發明制造了三輪車、四輪車；再之后，人們開發研制出了火車。在陸地交通工具不斷發展的同時，水上交通工具也逐漸成型，從人力劃漿的板船到風力帶動的帆船，再發展到輪船、汽船、潛水艇，乃至燃油、電力驅動的快艇。
自古以來，自然生態就是人類各種技術思想、工程原理的不竭源泉。自然界中的各種動物，之所以能在惡劣復雜的環境中生存與運動，是因為它們的身體構造和運動機能，恰與生態環境相適應。人們試圖仿照動物某些特點與本領，研發制造交通工具：魚兒能在水中自由來去，人們就模仿它們的形體，以木槳仿鰭，造出的雙漿劃船，即使在波濤滾滾的江河中也能自如航行；鳥兒可在空中展翅翱翔，人們夢想生出雙翼，于是就又出現了滑翔機、飛機、火箭，乃至宇宙飛船；袋鼠靠強有力的后肢跳躍前行，人們加以模仿發明了無輪跳躍汽車；企鵝在行走時仆倒在地，匍匐前行，據此人們制造出可在冰雪和泥濘地區快速前進的越野汽車；根據蜘蛛爬行原理，人們研制出越野能力極強的汽車，可輕松穿過峽谷地帶；根據毛毛蟲能在松軟土地上爬行的原理，人們設計出身體狹長、帶有“環節”的爬行車；根據蛇爬行時悄無聲息的特點，人們在拖拉機履帶上裝上橡皮帶，以減少摩擦和噪音。
(二)交通工具演進的生態環境效應
1.自然生態效應
積極作用：交通工具是人口流動和物質運送的載體和媒介。無論在客運方面，還是在貨運方面，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均能深入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國土上的每一個城鎮、每一個村莊，甚至每一個山區的每一角落。人類對環境的涉入有多深，對生態的影響就會有多深。交通工具的進化，拓寬了人類的生存空間和活動范圍，增強了人類的生存斗爭能力。人類要生存，首先要解決衣食住行的問題。人類生存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歷史，就是一部人類與環境互動的歷史。人類留給歲月的背影，永遠匆忙而自信；人類足跡所到之處，遍開文明之花。人類以其無可比擬的勤勞和智慧，改變自然，創造神奇。交通工具所到之處，荊棘荒野變成綠色村莊，自然景觀化為人文景致。
負面影響：交通技術的進步，一方面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另一方面又破壞著自然生態，造成許多環境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是指人類為其自身生存和發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對自然環境破壞和污染所產生的危害人類生存的各種負反饋效應。其中有些生態負反饋，可以通過“人類—自然”系統的彈性功能，進行自我消解；而有些生態負反饋，很難在系統內被吸收、排解，最終釀成不可逆的生態負效應，嚴重影響人類的生存質量。如今，交通工具跑(走)到哪里，公路、鐵路就鋪到哪里。大規模的道路建設，導致許多生態負效應，如氣候熱島、環境污染、能量耗散、景觀割裂、廊道效應、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對自然環境產生了巨大的破壞作用［3］。交通線路穿越各種類型的生態系統(森林、草原、湖泊、沼澤、濕地、沙漠、農田等)時，引起諸如森林蓄積量減少、草原載蓄量降低、水生生物物種減少、植被覆蓋率降低、土壤沙化之類現象的發生，嚴重影響和破壞著生態環境［4］。
2.人文生態效應
積極作用：古代的人們，由于沒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兼之受著身心體能的局限，無法達成真正的自在生活狀態。莊子在《逍遙游》中，描寫大鵬自北冥南遷，“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想象豐富卻又盡顯妒羨與無奈。古時人們要想遠足，只能“適百里，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5］。受制于沒有代步工具的人類，大抵只能局促一地，做心靈的“逍遙游”：“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現實中難以實現的愿望，往往被寄托在美好的想象之中。
而今，出行者憑借便捷的交通工具，真正實現了“距離”的人為“拉近”：速度快，就可縮短時間上的“距離”；出行時間短，行程中的食宿費用開支就少，經濟上的“距離”相應縮短了；時間上的距離和經濟上的距離縮短了，出行者自然就會覺得心理上“更近了”。此外，交通工具的現代化，還可產生多方面的人文生態效應［5］：人們出行頻率更高，社會流動更大，促進了公共活動，增進了情感交流；交通工具的擁有及使用更趨平民化、大眾化，促進了社會的平等意識的發展。
負面影響：心理學研究表明，人與人(物)總是處在一定空間距離的位置關系之中，這種位置關系在特定的環境中，能夠傳遞出特別的心理感受(這應該是古人之所以喜歡安步當車、悠哉游哉的深層次原因吧)。因而在審美活動中，保持適當的空間距離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
距離產生美，可是這種美感因現代化交通工具的朝發夕至而日漸淡薄。試想，古人宦游在外，妻子、兒女對他的思念，會隨別離時間的日漸綿長，逐漸蓄積、醞釀，最終醇化成香甜的相思之酒，這是何等浪漫，何等溫馨的人文生態啊!可惜這種美感，在彌望汽車如織、川流不息的時代，很難再享受到了。
二、交通工具演進的生態環境倫理評價
交通工具的演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人類憑借自身身體潛能和智力優勢，發明創造了許多交通工具，自覺不自覺地改變了周圍的環境，并間接影響著生態演替的方向和進程。從人與環境互動關系的角度來看，交通技術對于生態異化的突出表現，就是對環境的干擾和破壞，交通技術異化程度越高，生態環境擾動程度也就越強。
交通技術的進步，整體上提高了人類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競爭能力，為滿足人類的安全需求，保障自身的生存發展權利，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合理的手段。然而，每一項具體技術形式的使用，又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實現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往往會衍生出超越技術設計者預期之外的效應，有時可能會異化出一種危害人類自身的負向價值，車禍便是汽車交通技術系統異化的結果［6］1－2。車禍是一種技術異化和失控現象。據有關部門統計，1986年，我國公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數是4萬多；到1997年，死亡人數已激增至73861人，受傷者達190128人；到了1999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已達83529人，受傷人數是286080人。也就是說，每天大約有230人在車禍中喪生，780多人受傷［6］1－2。可現代化交通工具給人類自身帶來的巨大危害，迄今沒有得到應有的正視。
交通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是長期以來以交通工具為媒介的人類，與環境之間緊張狀態不斷累積的結果。如果以人與環境互相沖突、斗爭的內涵及具體形式的演變作為主要線索，可以將歷史時期交通工具演進所折射出的人與環境關系的互動歷史，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是自然力交通時代。人類交通高度依賴于自然力和生物力(如人之生理機能)，人在“人—環境”這個既矛盾又統一的系統中，處于被施與、被掌控的地位，同時又扮演著適應者、防御者的角色。在這一階段，人與環境關系形態主要表現為生存環境惡劣、交通條件艱苦以及人類對自然力的神秘敬畏、對生物力的高度依賴。在自然力交通時代，人們物質條件匱乏，行走運送能力極差，深受山川溝壑阻隔之苦。正是因為跨越自然阻隔的能力非常弱小，尤其是缺乏排障涉險的能力，人類對于環境要么是神秘敬畏，要么是完全依附，對環境的適應性和主動性較差。
二是機械力交通時代。人類既依賴于環境，為生計而日夜奔波，為生存而不停轉徙，又有著改造環境的高度自覺性，人在“人—環境”這個既矛盾又統一的系統中，人有著環境適應者和生態塑造者的雙重身份。在這一階段，人與環境關系的基本表現是，隨著人口數量的增長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類對環境的適應力和利用力日漸增強，不僅對環境的敬畏程度有所降低，而且對環境的影響與干預程度在逐步加深。但在傳統時代，人類對環境的改變尚未超出“人—環境”系統的彈性范圍，人與環境的關系仍維持著大體的平衡。
三是能源動力交通時代。人類高高凌駕于環境之上，盡管交通資源(如道路、燃油、電力等)的獲得還有賴于環境，但在“人—環境”這個既矛盾又統一的系統中，人儼然成為環境的奴役者、主宰者。在這一階段中，人與環境的關系進入全面緊張狀態，主要表現為環境對人類的拼命反彈和瘋狂報復。人口增長為交通技術的進步提供了豐富的智力資源，是資源之多元利用的不竭動力，同時又是生態惡化、環境破壞的罪魁禍首。這一階段，人與環境的關系高度緊張，盡管人類調動科技的力量，深度開發、利用自然力、機械力乃至電力等生產力，但環境的高度異化無可逆轉。
從生態學的角度看，人類不過是地球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組成成員，與其他生態因素一樣，是自然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員。人類與其他生態因素的關系是平等的(所謂的“車禍猛于虎”的說法，說到底難脫人類生態中心主義的窠臼)，人類只有改變征服和統治環境的對立關系，重建人與環境的伙伴模式，自覺地將自己視為自然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員，與自然協調發展，才能保住自身的生存根基。否則，過分地夸大自身的能力與作用，對環境為所欲為地巧取豪奪，必將導致人類嚴重的生存危機。
生態價值，是一種基于關注所有生命形態和諧共生的價值形式，應該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終極價值原則。交通科技發展只有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為基礎，才會朝著有利于全人類以及整個生態系統的福祉方向發展。在這里，筆者無意呼吁人們停止使用現代交通工具，因為歷史潮流不可變，只希望通過對交通技術發展歷程的道德叩問，通過對交通工具演進歷史的深刻反思，給人們提供一個警戒：該怎樣合理適度地使用現代交通工具。
結語
交通工具的演進，源于人類對生態、環境的不斷適應和主動學習；交通工具的運用，離不了生態、環境乃至人類文明的影響和塑造。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交通技術發展的蹣跚步履里，印滿了生態環境衍化的深深刻痕。
交通科技的發展曾經帶給我們太多的實惠，可方便的公共設施，便捷的交通工具，使人們的腳步懶惰不堪：出門坐公交，有錢打出租，條件優越的干脆買車開；農村家家存輛摩托車、電動車，油門一踩(電門一撥)，煞是威風，曾經被當做家庭必備大件的自行車，早已被束之高閣，很少有人再去蹬踏。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人口密度極高(城市尤甚)，小汽車的行駛、停放都會占用大量土地，它消耗能源，造成空氣污染、噪聲污染，甚至阻塞交通，釀成事故。相比之下，自行車仍是人們買得起、用得上的重要交通工具，它不消耗能源，沒有空氣污染，還可提供“門到門”的短程交通服務。“原始技術主要不表現在工具方面，而在身體技術方面，因而不能因為原始工具的原始簡陋而認為原始技術就很簡陋。”［7］在這里，筆者無意宣傳每個人都要回歸到自行車交通時代，但熱切期待著未來環保交通工具的出現和普及。
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于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人們對野生動物的關注，喚起了人們的環境意識。這本書同時引發了公眾對環境問題的注意，促使各國各種環境保護組織的紛紛成立，促使聯合國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大會”，簽署“人類環境宣言”，開始了環境保護事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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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