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資料
普通話歷史
漢代(洛陽雅言)
在漢代，共同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把共同語叫做通語。各地講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語進行交際。從秦漢開始，黃河沿岸的中原人陸續向南方遷移，把河洛古語帶到南方。
晉代(洛陽話、建康話)
晉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權都按照其首都的方言為標準音。北方朝代建都各有不同，但是傳統上以洛陽話為標準音;南方一般建都在建康(今南京)，所以建康話為標準音。西晉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他們逐漸開始和漢族交流生活，因此他們的口音也漸漸影響到了中國北方地區：比如西晉后的洛陽話和晉代前的洛陽話已經有很大差別。而建康話是南遷的晉王室的語言和當地語言(主要是當時的吳語)融合形成的。相對而言，建康話的變化比較小，漢族知識分子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話為正統。
隋代(切韻音--洛陽南京綜合音系)
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由于當時中國北方地區長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統治之下，漢族習俗文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心想恢復漢族禮樂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復漢族文化的舉措，其中包括命陸法言等編著《切韻》，審定比較經典、純正的漢語。《切韻》音系為參考洛陽話和建康話為主。除了官韻外，在當時南方，經濟中心城市揚州的方言--吳語也悄悄地流行開來。揚州話是普遍認為的第一個以城市經濟文化優勢，自發形成的通用語。另外，吳語也是日語吳音的來源。
唐代(唐韻音--洛陽南京綜合音系)
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準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而唐代政治中心長安的方言并沒有很高的地位。甚至據說當地皇帝因為說長安方言而被諫臣指為不標準。但是，長安話仍然比較流行。長安話是日語漢音的來源。
宋代(廣韻音--洛陽南京綜合音系)
宋代在《唐韻》的基礎上，制定《廣韻》。后來由于《廣韻》和當時的語音差別很大，南宋時代的劉淵又著《平水韻》。遺憾的是，《平水韻》的影響力未及《廣韻》。
元代(大都話)
中國元朝以首都大都話為基礎，制定《中原音韻》，作為標準音。這樣，《廣韻》標準音地位喪失了。并且，中國北方的方言有朝著大都話靠攏的趨勢。也有人表示，元代的標準音是蒙古式漢語，丟失了很多傳統漢語的特征。
明代(南京話)
元代將近百年的統治使得傳統的漢人的禮樂風俗、語言文化發生巨大變化。因此，明太祖繼位第二年，以唐宋制度作為模范，恢復了科舉制度，并立了儒學。明代以后，由于語音演變的原因中國北方漢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元代所編的《蒙古字韻》僅存十五韻，失去了傳統漢語的特點;但是當時的語音距離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韻體系甚遠，明太祖誤以為宋代的《廣韻》是出于江浙一帶。于是即位第八年，朱元璋命樂韶鳳、宋濂參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韻和當時的南京話，編著《洪武正韻》作為官方韻書。《明史·樂韶鳳傳》記載：“八年，帝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命與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因此，南京話也是官話的代表之一。可惜的是，《洪武正韻》并未推廣開來。
清朝
清中期，隨著對漢臣的倚重，且為提高辦公效率，清宮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話，滿語仍是國語，但不再充當官話。 在南方，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的方言也逐漸流行開來，并且以當地強大的經濟實力成為一種流行的語言。比較流行的時明代全國通用語南京話和地方通用語吳語。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之而雅，俗者，則隨而俗之。”吳音最流行的時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說蘇白為榮。當時越劇、昆曲、評彈都以吳語文讀為基礎。除了江南地區以外，嶺南地區的粵語也因為當地經濟發展逐漸流行。有人指出，粵語實際上是唐宋北方徙民影響當地更早期北方徙民的漢語而形成的，也是公認比較接近宋朝標準音《廣韻》的方言之一。 到了19世紀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特別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后大力推廣日本語的共同語，日本人把日本語的民族共同語叫做國語。國語這個詞本來是中國古代一本書的名字，日本人把國語當做民族共同語的名稱。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生活發生很大變化，國語這個名詞得到傳播。在清末，北京話的地位從官話提升到了國語，作為了全民通用語。
民國時期(國音、北京音)
辛亥革命之后，為了發展中國的經濟、文化，在中國也開始推廣國語。國語這個詞在民國時期得到當時政府的承認，成為民族共同語的一個正式稱呼。 國音的制定之爭：綜合音還是京音為主 1912年(民國元年)12月由蔡元培任總長的教育部成立讀音統一會籌備處，由吳敬恒(稚暉)任主任，并制定讀音統一會章程8條。規定讀音統一會的職責是為審定每一個字的標準讀音，稱為“國音”.每個字的音素定下來之后，還要制定相應的字母來代表每一個音素。當時來自北方直隸省的著名語言學家王照(王照“官話合聲字母”的發明人)對于會員構成非常不滿，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來自無錫的就有5人。經過激烈爭論，最后決定會議實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個會員一票。當時對于一省一票制度爭論也很激烈，來自江蘇的汪榮寶聲稱，“若每省一表決權，從此中國古書都廢了。”王照反問：“此語做何解釋?”汪不語，王照接著質問：“是否蘇浙以外更無讀書人?”北方會員堅決要求每省一票，威脅說如果通不過就自行解散退出會議。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長董鴻煒推動下，終于通過了一省一票制度。這個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讀會議結果的關鍵。 國音統一會議終于在5月22日閉幕，由于會議期間爭吵激烈，會議的議長吳敬恒在4月22日辭職，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請了病假，臨時由直隸的王璞主持會議。當時對于濁音和入聲尤為激烈，江蘇代表汪榮寶夸張地說：“南人若無濁音及入聲，便過不得日子。”同樣是江蘇的代表、會議議長吳敬恒也語出驚人：“濁音字甚雄壯，乃中國之元氣。德文濁音字多，故其國強;我國官話不用濁音，故弱”.會議過程中，對有爭議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則的多數票決定“國音”.整體來說，最后的結果還是以北京語音為“基礎”,同時吸收其他方言的語音特點(主要參考南京語音)，如區分尖團音和保留入聲。這次會議審定的漢字讀音被后人稱之為“老國音”.并從1918年開始推行。 京國之爭 :京音為主還是僅京音為準 1920年國語推行不到兩年就爆發一場當時名之為“京國之爭”(指京音和國音)的大辯論。問題的起因就在于國語標準音。支持國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兩派。國音是主要“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京音是“純以北京話為標準”.兩派爭吵非常厲害。于是張士一發表文章，主張“注音字母連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應“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學理的標準語定義，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這個主張得到許多人的支持，特別在南方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紛紛開會響應，甚至通過決議：“不承認國音，主張以京音為標準音”,“請教育部廣征各方面的意見，定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后來，1913年“讀音統一會”擬定的國音就被修改為京音了。1932年根據新國音編纂的《國音常用字匯》由民國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匯》的序言中又對國音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含義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即“”所謂以現代的確北平音標準音者，系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共和國時期(普通話--北京音)
近代的“普通話”一詞，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并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并鞏固下來。 1949年新中國建立，中國走上完全新的階段，為了發展新中國的文化教育，推廣民族共同語是非常必要的，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閡。在上世紀50年代，我們要推廣民族共同語，歷史上曾經有好幾個不同的名稱，我們叫什么呢?我們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語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民國時期的國語實際是漢民族的共同語，而不是其他少數民族的共同語。為了突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為了突出我們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經過深入研究，我們決定不采取國語這個叫法。如果叫國語的話，擔心會被誤解為把漢語凌駕于國內其他民族之上。經過研究最后決定叫普通話。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范化而努力》的社論，文中提到：“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把普通話的定義增補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 這個定義從語音、詞匯、語法三個方面明確規定了普通話的標準，使得普通話的定義更為科學、更為周密了。其中，“普通話”三字的涵義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普通話的語法以魯迅、茅盾、冰心、葉圣陶等人的著名現代白話作品為規范，并且還必須是這些現代白話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話以《現代漢語規范詞典》為準。
